白族宗教

白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较为复杂。目前，各地白族都信仰本主，佛教、道教、原始宗教信仰君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最终都在本主文化中得以体现，我们常见的儒释道神话人物，在大理的本主文化中都有着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传说故事，多神崇拜也可以说是白族宗教信仰的典型特征。

（1）本主

本主信仰，是白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一种宗教信仰，白语称为“武增”“武增尼”“增尼”（意为“主人”或“我们的主人”），也称“东波”（祖宗）、“老谷”（意为“男性始祖”）、“老太”（意为“女性始祖”），这些称呼有主人和祖先的含义，但本主崇拜并不是单纯的祖先崇拜。按其社会功能，本主即“本境之主”，是掌管本地区、本村寨居民生死祸福的村社保护神。

除白族支系勒墨人不信仰本主外，其他各地的白族都崇拜本主，只是有的地方同彝族一样称为“土主”。本主崇拜在白族当中根深蒂固，影响极为深远，在云南大理州境内的白族村寨，几乎各村各寨都祀本主。有的一个村祀一个本主，有的几个村共祀一个本主，据最近的调查，大理境内共有本主庙986座，其他白族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本主庙。

宗教活动主要有酬神谢神、阴间问魂、庙会迎神，和上刀山，总的来说白族人对神的观念是本主神都是有感情、有生活的，每一个本主都流传着不同版本、不同内容的传说故事，所以在白族地区的本主节活动中，要让神与人一起娱乐庆祝，所有的祭祀仪式和节庆活动，都有着娱神娱人喻意。

  

从本质上看，本主崇拜源于原始社会的社神崇拜和农耕祭祀活动。至于其正式形成为一种人为性质的宗教信仰，则应在南诏时期，初衷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最终发展为千百年来白族最重要的宗教信仰。本主祭祀活动是本主崇拜最重要的内容。祭祀本主分日常祭祀和举办本主庙会两个层次。

日常祭祀基本上属于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一般多在出生、嫁娶、死亡等生命关节和求学、求职、出远门、谈婚姻、求子嗣等关系人生前途的重大事情，以及发生疾病、家庭不顺、遭灾等变故之时，以家族、家庭、个人为单位，前往本主庙中烧钱、磕头，向本主祷告所求之事及愿望，祈求得到本主保佑。

本主庙会一般每年举行两次，一次是春节或正月初，一次是本主诞辰或忌日。庙会一般都有基本固定的程序，即请神、迎神、祭祀、娱神。正月举办是因为过去在年底丰收之后村民有能力举办娱神娱人的欢庆活动，而本主寿诞则是必须举办祭祀活动。

 

（2）道教

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叶，从相关的文献分析，道教应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零散地传入白族地区，到了唐代，李氏皇室自称为老子后裔，奉行崇道政策，将道教列为三教之首，道教进入兴盛时期。通过南诏与唐王朝的交往，道教在洱海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立于南诏初年的《南诏德化碑》，碑文明确提到“阐三教，宾四门”，并借用道教的哲学思想，阐述了南诏立国“上应天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上记载可知，南诏初期，道教是洱海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

南诏后期，佛教兴起，道教受到排挤，但因有深厚群众基础，在民间仍广泛流传。元明以后，道教又盛行起来，元代以来，全真教势力大盛，大批全真道士来到藏宝山，传播全真教。据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大理府当时设有“道纪司”负责管理道教事务。清代后期，道教正一道又有流行。正一道奉持《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族农村到处都建有文昌宫或玉皇阁，每逢文昌帝君和玉皇大帝诞辰日，都要举行祭祀。

道教在白族地区的长期流传影响深远。特别是在白族本民族传统宗教——本主崇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道教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主的系统称号、塑像、祭祀等方面，都可以看到浓厚的道教色彩。白族民间最重要的男性宗教组织圣谕伝，都是以道教文化为基础。而云南著名的儒教礼仪音乐《洞经音乐》的发展也是以道家《大洞仙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白族民间虽然已无系统的道教信仰，但道教文化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

  

（3）       佛教

佛教在白族地区的流传有着悠久的历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佛教早在唐代初期就已通过多条线路传人洱海地区，到南诏中晚期（9～10世纪），佛教逐渐取得了在洱海地区的主导信仰地位。据考古发现，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已有佛教流传，洱海地区是我国佛教传人的最早地区之一。洱海地区正处滇缅古道（即“身毒古道”）要冲，印度佛教最早从滇缅公路传人洱海地区。但在很长的时期里，佛教在白族地区只是零星流传，南诏以前的很长时期内，白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仍以原始宗教为主。

南诏统一云南后，与中国内地和邻国的交往日益扩大，这时内地的佛教已广泛传播，西藏地区也有佛教，东南亚邻国佛教兴盛，佛教各教派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南诏。《南诏图传·文字卷》中宣称南诏王细奴逻是在观音的点化下立国，充分表明当时佛教经过与原始宗教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成了南诏统治者与白族信奉的主要宗教。在元以后，大理地区的佛教有一部分慢慢被本主文化吸收融入，另一部分则发展壮大至今而香火不断。

 

 南诏中期以后，王室成员和官僚大姓纷纷皈依佛教，佛教盛极一时。到大理国时，佛教更盛，开国皇帝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段氏大理国王共传22主，其中7主禅位为僧，1主被废为僧。南诏、大理国王多封僧人为国师，僧人社会地位显赫，参与政事。大理国的官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

元代以后，禅宗大兴。苍洱之间，处处晨钟暮鼓，寺院遍布，大理当时被称为“佛教之齐鲁”，并有“妙香佛国”之誉。到明代，仅鸡足山就有8大寺和10多个小寺。清代鸡足山建有以祝圣寺为中心的36寺72庵，常住僧尼 5000余人，成为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之一。清咸同年间，杜文秀起义，经多年兵乱，崇圣寺等多数寺院被服，僧侣四处逃散，禅宗、华严宗等受到极大打击和削弱。“文化大革命”时期，鸡足山等佛教丛林又受到冲击，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白族地区的汉传佛教信仰才得以重新发展起来。2006年，大理崇圣寺在原址按文献记载重建，成为白族佛教发展的一大盛事。